突发事件，虽不被期待，却年年造访；猝不及防，毫无征兆；虽止于一时，或影响深远。回眸２０１６年，不难发现，不少突发事件源自陈年旧疾的应激式爆发，也融入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时代新因素，始于一时一地，却可追溯久远、波及四方。

　　【民意拐点·科隆大规模性侵】

　　２０１６年，国际新闻以糟糕方式开场。迎接２０１６年的跨年夜当晚，千名男子在德国科隆市主火车站站前广场上醉酒寻衅，其中一些人对女性实施围堵、性侵和抢劫。科隆事件发生３个月后，警方累计接到１１００多起报案，其中４８０多起与性侵有关。调查显示，科隆大规模性侵事件的嫌疑人大多拥有移民背景。

　　在大量难民涌入欧洲的背景下，欧洲国家居民与难民的关系日趋紧张。德国一直被视作最包容难民的欧盟国家，去年接纳上百万难民，却最终发生涉及难民的大规模性侵案，让德国国内看待难民的民意走向拐点。

　　此后，德国国内爆发排外示威，要求政府限制难民，一些示威演变成骚乱，一些外国人成为泄愤对象。欧洲范围内，反难民呼声高涨，右翼政党借机炒作扩大影响力。在沸腾的民怨和舆论压力下，不少欧洲国家政府逐步收紧难民政策。

　　就连一向享有高支持率的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也因为对难民“敞开大门”的政策而遭受冲击，民调支持率下跌，所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地方选举遭受重创。默克尔今年９月“破天荒”承认，其难民政策存在错误之处。

　　一年间，欧洲大门从“敞开”到“收紧”，社会的分化与对立却没有改观，解决问题的答案远未浮现。

　　【撕裂符号·奥兰多枪击案】

　　６月１２日，阿富汗裔美国枪手奥马尔·马丁持枪进入奥兰多一家夜总会行凶，造成４９死、５３伤。马丁在枪击案发生前曾拨打报警电话，宣称效忠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伊斯兰国”随后也“认领”了这起枪击案，但美国调查人员至今没有认定“伊斯兰国”与这起案件有直接关联。

　　移民背景、极端主义嫌疑、枪支合法购买……时值美国大选年，枪击案诸多因素触动移民、控抢和反恐等诸多美国社会敏感神经，并以“史上最严重枪击案”的惨烈方式将这些难以弥合的伤痕展现在世人面前。一些媒体甚至将这起事件看成“美国问题”和“美国分裂”的象征符号。

　　一时间，奥兰多枪击案给美国社会带来了“现象级”反思，却没能带来“治愈式”答案。

　　同月，在美国两党政争的僵局下，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分别就奥兰多枪击案提出的４项控抢议案均遭参议院否决。

　　【恐袭阴霾·法国尼斯袭击】

　　２０１６年，恐怖主义以不同形式侵扰多个国家。７月１４日，法国国庆日，一名袭击者驾驶卡车冲入南部旅游城市尼斯英国人漫步大道上的人群，向行人开枪并一路冲撞碾轧，最终导致８４人惨死，２００多人受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称袭击者是其成员。

　　２０１５年初起，法国每半年多就发生一起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从去年１月的《查理周刊》总部遇袭，到１１月巴黎连环恐怖袭击，再到今年国庆日的“独狼”恐袭，恐怖分子不断刺激着法国的反恐网络和民众神经。除了反对派政党的猛烈抨击，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也再创新高。

　　民调持续低迷的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１２月１日宣布，决定不作为候选人参加２０１７年总统选举。这是自１９５８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出现现任总统不寻求连任。

　　２０１７年１月底，法国将迎来五年一次的总统选举，而接二连三的恐怖袭击对选举的影响已显而易见。恐袭阴霾，依然笼罩法国上空。

　　【种族死结·达拉斯袭警案】

　　美国警方与少数族裔之间矛盾屡有发生，近年来成为焦点，更在２０１６年７月迎来集中爆发。

　　当月５日和６日，路易斯安那州和明尼苏达州接连发生白人警察在执法中枪杀非洲裔男子事件。相关现场视频进一步激起民众对警察暴力执法、涉嫌种族歧视的愤怒，多地爆发抗议示威。

　　７日晚，在达拉斯市中心举行的反警察暴力执法和种族歧视抗议活动中，一名黑人退役士兵向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开枪，造成警方５死７伤。这是自２００１年“９·１１”恐怖袭击以来，造成美国执法部门人员死亡人数最多的单起案件。事后调查显示，袭击者作案动机为种族仇视，不满黑人遭警方暴力执法，他甚至在与警方对峙时声称希望杀死更多白人，特别是白人警察。

　　种族问题和暴力执法交织，似乎是美国社会一个已陷入恶性循环的死结。因缺乏安全感和信任感，少数族裔仇视警方暴力执法，而警方对少数族裔更趋提防。

　　黑人警官蒙特雷尔·杰克逊最能体会这一死结的苦楚。他曾在社交网站哀叹职业和肤色让他里外做人难：“穿制服时，我会面对仇视的目光；一旦脱下制服，一些人又把我视作威胁”。

　　达拉斯袭警案发生１０天后，杰克逊死于路易斯安那州首府巴吞鲁日发生的另一起袭警事件。

　　【博弈逆转·土耳其未遂政变】

　　７月１５日晚，位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传出枪声——部分军官发动军事政变。这场政变在不到一天内被挫败，却在２４小时内造成至少１６１人死亡、超过千人受伤。

　　土耳其，与中东战乱地伊拉克和叙利亚接壤，是国际社会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前沿国家；作为北约成员国，它是美欧在中东的重要军事盟友；它是难民涌入欧洲的主要过境地，就遏制难民潮和“入盟”问题与欧盟讨价还价良久；因击落俄方战机，它与俄罗斯关系一度降至冰点。

　　挫败政变后，土耳其政府指认流亡美国的土耳其宗教人士费图拉·居伦为幕后主使。美国非但没有应土方要求引渡居伦，还与欧盟一起对土耳其的政变后“清理”行动大加指责，双方关系恶化。

　　相比这些北约盟友的迟疑，俄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政变后第一时间对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表达支持；与西方关系恶化的共同点让“向西看”的土耳其逐步“向东转”。此后，埃尔多安将未遂政变后的出访首站选在俄罗斯，与普京实现击落战机后的首次会晤，两国冰封半年多的外交关系开始转暖。

　　与美欧关系“翻脸”，与俄罗斯恩怨“翻页”。一场未遂政变，牵动多方神经，改变土耳其与美、欧、俄的亲疏关系，改变大国在中东地区的博弈格局。（刘秀玲　徐超）（新华社专特稿）